1934年7月初炒股执行力，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
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认为“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为“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迫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并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秘密地进行了转移准备，同时决定由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彭辉明等分别组成中共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省苏维埃政府和新的湘赣军区领导，领导湘赣苏区军民，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
为顺利完成突围任务，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经缜密研究后，决定由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粤军和湘军的结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地段突破封锁线，然后西进。
8月初，红六军团以独立第五团一部伪装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以该团另一部进至万安县下东、沙塘一带佯作东渡赣江，迷惑和牵制敌人。
8月7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告别了休戚与共的湘赣苏区人民，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接着，突破国民党军在遂川至黄坳间、遂川到七岭间的封锁线。这时，湘军第十五、第十六师尾追而来。红六军团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9日又突破敌人寒口(即寨口)至广东桥间的封锁线，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寨前圩。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进一步进行战斗动员，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前导，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命令红六军团去湘西与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李达后来回忆道:
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责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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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为防堵红军深入湖南，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令第十五、第十六师加紧追击；令湖南2个保安团在郴县、桂东间构筑防堵线，1个团在汝城地区构筑防护阵地；令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及2个保安团作为机动部队，在郴县和资兴之间地区活动，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争取先机，决定放弃在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原定计划，把原定的三步并作一步走，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而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8月12日晚，红六军团甩掉突围时携带的部分笨重物资与器材，由寨前圩地区出发，经汝城县田庄圩、资兴县滁口、郴县走马岭、桂阳县长塘铺西进，20日袭占新田县城，23日24时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
当红六军团准备渡江时，国民党军9个团已先红军进到湘江沿岸，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同时，桂军2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方向开进；尾追之敌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西南，第十六师正乘汽车向常宁疾进；独立第三十二旅，也正向零陵和东安方向开动；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集中祁阳作为机动部队。这时，敌重兵云集，加之湘江上游连降暴雨，江水陡涨，江宽流急，船只又都被敌人拉到对岸，红军要在零陵地区渡过湘江，极为困难。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放弃由零陵渡江的计划，迅速转移至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采取与敌人兜圈子的战术，寻机西渡湘江。
26日，红六军团由阳明山地区先向东北进至白果市，接着急转南下。29日，经嘉禾、宁远间西进道县，徒涉沱水(即潇水上游)，经湘桂边境的永安关，于9月1日进人广西灌阳东北地区。何键判断，红军将在全州(今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调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补充第一总队和4个保安团，到黄沙河地区展开，令第十六师并电请桂军第十九师继续尾追红军，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沙河地区。红六军团首长得悉敌军上述企图和部署后，决心避开黄沙河地区，拟出敌不意地在全州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市附近击溃尾追之敌，于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城，随即按照中革军委电示，在该地区转人暂时休整。
为了配合即将突围长征的中央红军的行动，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六军团在湘桂边界地区的活动，吸引和调动大批敌人。9月8日，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发出了补充训令，认为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在实现了上述作战目标后，便转移到湘西北地区，与活动于川、黔、湘边界地区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共同发展湘西及湘西北的苏维埃运动。
配资官方门户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于9日率部向西北疾进，11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接着，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地区打击湘敌，但未能得手。14日，进至绥宁高工山地区，遭到桂敌第十九师1个团的堵击。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进到绥宁、靖县地区。在此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转兵南下，于17日乘虚袭占通道城(今县溪镇)。
红军占领通道后，欲向西北方向运动，进入贵州同红三军会合。尾追之敌很快判明红六军团的战略意图，便以重兵部署于新厂以北进行堵截。湘敌补充第二总队主力两个团邀功心切，由靖县向新厂追来，于19日拂晓开至五里庙一带。红六军团首长决定抓住战机，歼灭孤军深入的湘敌补充第二总队主力，以取得行动的主动权。
可是，由于两个月的行军作战，敌人追堵，敌机轰炸，加上酷暑蒸烤，蚊蝇叮咬，疾病、伤残、死亡一起袭向这支红军长征先遣队。特别是许多人得了疟疾、痢疾，在缺医少药、连续行军作战的情况下，更是痛苦不堪，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为了鼓舞部队士气，振奋指战员们的精神，争取同红三军早日会合，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亲自向部队进行动员。随后，军团首长命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以迅猛的动作抢占岩崖山、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阻止敌军前进，待主力部队集结后，同时投入战斗。部队受命后各自投入战斗前的准备。
9月19日上午8时，敌补充第二总队集中优势兵力，向红五十二团守卫的金线吊葫芦阵地发起攻击，早已严阵以待的红五十二团干部战士立即进行猛烈还击。一时间战场上枪声大作，硝烟翻滚，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敌军依仗弹药充足，以强大火力向红军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均被挫败。
激战到10时左右，天空中突然彤云密布，秋风骤起，顷刻间黑云白雨，珠倾万盘，阵地前视线模糊，能见度低，连续多次攻击没有奏效的敌军，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孤注一掷，以一部兵力从下面继续进攻，以另一部兵力向西迂回，想利用雨幕掩护，突袭岩崖山主峰阵地。红军早已料到敌军的企图，当敌军一进入岩崖山阵地前的射程内，以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还击，把敌军打得晕头转向，退下山坡。敌军随后继续组织攻击，都被红军挫败。阵地前陈尸累累，雨水血水横流。
在红军战士的拼死还击下，敌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这时红十八师主力和红十七师踏着泥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岩崖山，居高临下地发起反攻击。激战至黄昏时分，红军毙敌200余名，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支，敌军2个团被全部击溃，狼狈窜回靖县。自此，尾追之敌不敢轻易近前了。
新厂战斗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挺进，20日进入贵州境内清水江流域。这一地区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认真地宣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少数民族群众过去受尽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欺压，还从未见过这样爱护群众的队伍。他们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指引渡口，绑扎木筏，架设浮桥，帮助红六军团渡过了清水江。随后部队又渡过水，准备向铜仁、江口一带转移，以便同红三军取得联系。黔东深秋，高原霜降，寒气過人。
数千里远征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冒着寒风，在崇山峻岭中攀援，艰难地前进，部队人员日减。红六军团渡过沅水后，发现湘敌、桂敌已经进抵沅水以北，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于是，红六军团于9月25日撤回水以南地区，然后向西迂回。26日，在剑河县大广附近，红六军团击退了桂军第二十四师的追击，经镇远，过台拱，于30日进占黄平县的瓮谷垅地区。
一路上，到处是密林高山，峰峦叠嶂，加之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行动起来十分困难。当时担任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
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
贵州除了群众不了解我们和山路难走外，地形也不熟。那时我们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这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已到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黔军3个团在施秉、黄平；桂军第二十四师及湘军补充第一总队紧追而来。敌军企图南追北堵，两面夹击，将红六军团聚歼于镇远以南、沅水河和清水江之间的地域。
在这极为险恶的形势面前，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分析了敌情，决定选择相对较薄弱的黔军为突击对象，打开缺口，摆脱敌人。全军立即行动，于10月1日占领旧州。这天，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六军团向江口一带前进，继续执行向湘西、湘西北发展的任务。10月3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桂敌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开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转移。于是，红六军团于10月4日占领瓮安县猴场后，第二天即掉头东进，按照中革军委屡次电令的精神，计划经石阡进至东口地区。
这时，敌军也估计红军不会西渡乌江，会经余庆、石阡去同红三军会合，因此，加紧军事部署，星夜向石阡地区调动部队，以湘桂两军主力进至镇远与石阡间的大地方一带拦截，另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和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红六军团，企图将红军聚歼于石阡地区。而红六军团对敌军的联合作战计划没有察觉，仍继续东进，于6日进至石阡县走马坪、廖家腾地区。
10月7日拂晓前，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的顺序东进，计划到石阡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色掩护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东挺进。在红军前进的同时，桂军第十九师也经石阡以南的白岩河向甘溪逼近，寻找红军决战。上午10时，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在甘溪被桂军包围。在四面环山的甘溪街上，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敌军占领了白虎山和寨前坡一线高地，并以强大的火力掩护，分两路向红军阵地进攻。
西路敌军利用河沟掩护，隐蔽接近红军，并袭占了红四十九团第一营的前沿阵地，切断了红五十一团同军团主力部队的联系；东路敌军也潮水般地向甘溪街压过来。红五十一团部队在失去团指挥机关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坚决顶住了正面敌军的进攻。战斗到最后，红军学校的部分干部战士强占了龙骨吨和老车土高地，掩护军团主力部队杀出重围，在王震率领下向东南大地方转移。随后，红五十团接替了红军学校的任务，掩护红五十一、红四十九团和红军学校转移，完成任务后也撤出阵地，随主力跟进。
据当时担任红五十一团第三营营长的周仁杰回忆，当时他们对周围的敌情毫无所知，部队普遍缺乏作战的思想准备。当发现敌军后，他一面派人将情况报告团部，一面命令2个连沿镇边土墙散开，重机枪排配置左翼，另一个连上后山占领青龙嘴前沿的无名高地，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当打退敌人的两次冲锋以后，他来到了机枪排阵地，只见敌人的第三次冲锋更加猛烈。他说:
......敌人架在河堤上的重机枪又疯狂地吼叫起来，更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这时只见从河堤后面爬出黑压压一片敌军，分多路向我阵地蜂拥而来，我们与桂军是第一次交手，相互不摸底。他们的装备在地方军阀中比较精良，每班都配置一挺轻机枪。进攻的敌军几十挺轻机枪一齐扫射，火舌似飓风从我们阵地上扫过，弹头落在阵地岩石上叮当作响。我们身后树林里的枯树干草燃烧起来。阵地上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光闪闪，火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机枪少，子弹也少，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手榴弹，在山地树丛中，扔出去有的挂在树叉上，有的落在草丛中，好多不能落地开花。桂军大部是广西人，个头小，动作灵活，善于山地作战，爬山速度很快，战斗力较强，因而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打得十分艰苦。激战中，敌人曾几度占领我营部分前沿阵地。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顽强，他们时而投掷手榴弹，时而冲出去与敌人拼刺刀。
受了轻伤的同志顾不上包扎仍坚持战斗，受了重伤的同志躺在那里帮着机枪手压子弹，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并夺回失去的阵地。在机枪排阵地的树丛中忽然钻出一大群敌人，企图夺取我机枪阵地，机枪排的同志立即甩出一颗颗手榴弹，压住敌人，当时我的驳壳枪子弹已打光，顺手拣起身旁牺牲战友的步枪，带着掩护机枪排的步兵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怒吼着冲向敌群。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刺刀乒乓搏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几番血战，终于打退了这股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可是，我们的同志也大多倒在血泊之中了。
甘溪战斗失利，部队损失惨重，红六军团被敌人截为三段，陷人了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中，形势异常险恶。鉴于情况十分危急，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长于10月10日决定，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敌军周旋。
这一地区人烟稀少，无法得到粮食和物资补给，部队往往一天连一餐饭也吃不上，许多战士赤着脚行军、作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8日进至石阡城以南35公里的冷家榜地区。军团主力转战期间，在龙塘、关口地区再次遭敌截击，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被敌截断。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损失。师长龙云率领少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后，不幸于岑巩县被反动民团逮捕，后辗转解往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
关于红六军团直属机关和红十七师的第五十、第四十九团之一部及红十八师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的艰苦转战，萧克回忆说: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都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我们。我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震奋。
当时，任弼时患了疟疾，他夫人陈琮英也掉了队，真是困难、危险极了。后来幸而负责收容工作的同志发现了陈琮英，才连背带拖地把她带走，赶上了军团部。早在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地区之前，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就来到这里，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组成了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的黔东独立师。7月间，还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当他们得知红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消息后，即派军南下接应。10月15日，在甘溪战斗中同主力部队失散的红六军团第四十九、第五十一两个团各一部和机枪连部分战士约400余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突围到了沿河县铅厂坝地区。李达等听当地群众讲，水田坝一带有红军活动，便估计到可能是贺龙指挥的红三军的部队。于是，李达便率领部队向水田坝前进，果然同贺龙派出的侦察分队取得了联系。李达当即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明了红六军团奉中央之命，前来与红三军会合。贺龙接到信后欣喜万分，当即同关向应等一起会见了李达。
贺龙、关向应得知红六军团主力部队还在同10倍于己的敌军激战，非常关注。当晚，贺龙、关向应召开了军、师级干部会，确定安排突围出来的李达等回后方休整，红三军主力继续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10月16日，贺龙、关向应让先期突围而来的红六军团少数同志为向导，率领主力由沿河县水田坝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
红三军主力南下不久，在印江县苗王坡与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的一部分突围部队会合。此后，红三军即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寻找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的战士。10月24日，红三军主力终于在印江县木黄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会合。两军领导人相见，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兴奋异常。
10月26日，两军团由石梁移兵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地区的猫洞大田，于这天下午隆重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首先由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并作了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今天开会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我们胜利会师了，我们从江西出发，天天盼望与红二军团会合，今天我们真正会师了；第二个意义是，我们两支部队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以打大胜仗来庆祝我们的会师。”接着，由贺龙讲话，他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跋山涉水，打了不少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这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然后，关向应、王震、萧克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七、第九师分别改编为第四、第六师，共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暂时编为3个团，共约3300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
因为红六军团千里转战，损失很大，贺龙指示有关部门，给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还把一批轻机枪和粮、肉、款等送给红六军团。红六军团得到补充后，元气很快恢复，也抽调了30多名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充实了红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两军团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士气大增，形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并列的又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贺龙后来在谈到这次会师时说:
二、六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总之，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遭队的作用。
然后，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挥师北上，向湘西进发。为了牵制敌人，配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北上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弼时、贺龙等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并任命段苏权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王光泽任师长。
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后炒股执行力，黔东独立师开始了艰苦的斗争。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他们被迫退入梵净山区，后又被迫退出。11月26日，独立师进入四川秀山县境，在滥桥与梅邑镇(今梅江)之间与敌团防相遇，段苏权被子弹打碎左踝骨，被当地老乡藏在小山洞内养了20多天，左脚冻伤和感染，失去了三个脚趾。后来他拄着拐杖，拖着伤脚，沿途乞讨回到湖南茶陵老家，伤好后又奔赴延安。到11月27日，部队减员只剩下300多人。28日，又在川河盖被敌军重重包围，双方立即展开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独立师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师长王光泽不幸落人敌手，被杀害于龙潭镇巫家坡，时年31岁。最后，仅有黔东独立团团长秦真权及邓吉星等十多人冲出重围，到达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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